华夏祖先选择美石磨制玉器，最早见于2000年前的内蒙古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址的一对白色玉块表明距今约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玉业的萌芽与建立。    
   在中国，玉器从旧石器时代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记录了人类生活，社会的变迁，比金、银、铜、铁器不知要早多少年。从旧石器时代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玉器的佩带代表着人们社会地位。从碾磨的玉器到精美的玉雕作品，玉器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玉的文化随之更加丰富———新石器时代的玉龙、玉璧，商周的玉刀、玉戈，春秋的剑饰、带钩，汉代的瑞兽，唐宋的花鸟发簪，及元明清的大件玉雕，特别是清代，雕琢艺术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玉雕史的巅峰。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清初的工匠陆子冈所制作的玉佩，开创了图文并茂、构图新颖、做工精湛的玉佩饰物之先河，至今仍被推崇备至，俗称“子冈佩”。它为玉的文化添增了更加绚丽的色彩。    
   美玉得到我们东方人的万般垂爱。东方人往往用玉来比喻人的德性，儒家讲究“君子必佩玉”，“无故，玉不去身”等。    
   中国出土资料证明，新石器时代早期已有玉器。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少量玉珠、玉管和玉玦等。但中国玉器的起源，应当比这更早。玉器脱胎于石器的母体，远远超越了石器。最初只是小玉块钻一孔用作垂饰，或象磨制石器一样，磨成玉制武器或工具。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才有雕刻花纹或磨得光滑的制品，器形也比较大，比较复杂，可算做工艺品。以磨制石器为主要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加工玉石器的技术是相同的。制石技术由打制发展到磨制，经历了数千年，制玉技术大致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二者在使用技术和工具上可能完全相同，但玉器除实用外，还有其他的需求，因而在技术要求上比制造石器复杂。玉器不仅要求光洁度比石器高，有的还要镌刻各种花纹图案，这是出于人们审美的需要，是非实用的艺术装饰。这在石器上很少见。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具有实用价值的有玉斧、玉铲、玉刀、玉戈等生产工具和武器，用作装饰品的有玉环、玉球、玉镯、玉璜、玉玦、玉珠、玉管等。此期玉器简单素朴，薄厚不一，造型不规则。到了晚期，玉器才逐步脱离石器，在技术和艺术上走上独立发展的历程，并为后世玉器工艺的发展与提高奠定了社会的、技术的基础。    
   随着青铜器的使用或金石并用，生产工具有了很大改进，社会生产力得到提高，物质财富的增殖和积累，促使了阶级的形成和国家的出现。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历史还未完全为人们所揭示，有待进一步研究，故其玉器情况迄今不明，只好暂付阙如了。    
   商代奴隶制极其发达，奴隶已被投入各种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内部有了较细的分工，制玉工艺已从石器制作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同时，商代的奴隶们又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青铜工具在制玉工艺中的应用，使琢玉技术显著提高，制玉用具逐渐以青铜取代石器。    
   殷商玉器与原始社会玉器有明显变化，商代早期的二里头文化所出的玉戈、钺、铲、圭、琮、刀、璜形玉等，其造型、雕琢、钻孔、抛光等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至殷墟玉器，人物、动物、神瑞等玉雕大大增加，工艺精进，并有很多新的突破，创作了不少精湛的作品。这时的玉器已转为赏玩之用，大多作为工艺品。殷墟妇好墓出土755件玉器中，仅装饰性玉器就超过半数，多于礼器、仪仗、工具、杂类的总和，这说明商玉的社会功能已发生较大变化。 殷墟   殷墟玉器种类很多，据不同形制和用途可大致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用具、装饰品、艺术品以及杂器等7类。用做礼器的有大琮、组琮、圭、璧、环、瑗、璜、玦、簋、盘等；供仪仗用的有戈、矛、戚、钺、刀等；属生产工具器形的有斧、凿、锛、锯、刀、纺轮、铲、镰等；日常生活用具有臼、杵、梳、耳勺、匕、觽等；装饰品的数量最多，有佩带饰物、笄、钏、坠饰、串珠等。艺术品较少，妇好墓所出的1件玉龙、2件玉虎、1件怪鸟都是上好的艺术品。杂器有玉链、玉琀等。    玉雕是殷代的重要手工业之一，从殷墟玉器的造型设计和艺术风格等方面考察，其成就并不亚于殷代青铜器，只是过去由于资料的缺乏，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青铜文化之上，而对与之并行和相互影响的玉雕艺术很少研究。殷墟玉器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殷代广大玉雕艺人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这些玉器的发现，不仅使我们对殷代玉雕艺术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且对研究中国玉雕史、艺术史以及殷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有关问题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周王朝是继殷商之后的一个强大奴隶制国家，农业、手工业都很发达。周朝统治者注意总结商代灭国的教训，将奴隶社会的各项制度和措施加以整顿，使之条理化、规范化，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就玉器而言，由于周朝重要法规《周礼》中赋予玉以德的理想和内涵，周玉离开了殷代玉器发展的轨道，向礼仪性玉器方向发展，并开辟了玉器的“道德化”、“宗教化”、“政治化”的新时代，奠定了后世以《周礼》为古玉研究的理论基础。    
   周代重玉之风极盛，祭祀时兼用玉器，宴享只用铜器。由于玉器的世俗化、道德化，自天子以下，人人都佩玉。周代用玉范围之广、重视玉的程度、选用玉的要求和制玉的技术都超过以往。周代不断改进琢玉技法和造型设计，着意加工修整和抛光，使器物日臻美观。在做工方面，除继承商代双勾线外，还出现了粗犷的一面坡线，往往做成睛、耳、口、身、尾等的外轮廓，使造型清晰，简洁有力；细部多用阴线或平行阴线，比较强调在磨光的平面上用阴线突出其粗细曲直的对比、变化，减少了器身的起伏层次。这是西周玉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代  持续500余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铁器取代青铜工具，广泛用于生产，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影响到社会制度的变革。这一时期，实质上是落后的奴隶制瓦解、先进的封建制度孕育成长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几个政治经济中心并存，在文化与学术领域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崭新局面。秦、晋、燕、齐、楚、吴、越、巴蜀等多种地方文化，相互竞争，共同繁荣，为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玉器出土情况也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玉器手工业到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玉器制作精致非凡，在古代玉器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春秋就其社会形态来说是一个过渡时期，反映在玉器工艺上也同样具有过渡色彩，仍然继承了西周青铜器上的龙、凤或幻想的变形禽兽等纹饰图案，但已出现精雕细琢的崭新风格。到战国时代，玉器上的动物题材所占比重增多，技艺精巧，将食肉动物的凶猛性格和机警感觉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来。   春秋战国崇尚“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说教，故当时盛行种类繁多的佩玉。这种社会习俗对玉器工艺的发展有一定影响，这就是佩饰玉器的简便化、小型化，以及刀剑、革带用的玉器问世。刀剑用玉始见于春秋而盛行于战国和两汉，春秋战国常见玉器有琮、璜、璧、镯、环、剑饰、佩饰等，其中以玉璧和龙形佩饰最多。此外还有玉带钩、玉玺以及各种葬玉等。秦   秦灭六国，建立了空前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汉承秦制，实行休养生息、提高生产的各项政策，巩固和发展了统一强盛的封建制国家。此期出土玉器，件头硕大，雕饰豪放，品种繁多，技艺精湛。这时统治阶级在社会礼仪、日常生活中更加广泛的使用玉器，并逐渐形成崭新的时代风格。两汉玉器对以精致著称的春秋战国玉雕艺术是一次重大突破，对后世玉器有着重大影响。西汉  
   继承春秋战国器形特点，变化不太大。东汉由于交通方便，新疆软玉源源流入中原，琢玉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器形除玉璧、玉环、鸡心佩、剑佩、带钩和玉蝉等外，各种用于殉葬的“明器”和各式容器、玩赏品大量出现，同时也大量出现用以“辟邪厌胜”的器形，而且各种器形和纹饰多有摹拟神话故事的，富有神秘色彩。魏晋南北朝   因受乱世薄葬的影响，向来玉器出土极少，所以其发展面貌不甚明朗。从零星出土的玉器如玉琀、玉璧、玉带钩来看，与汉代没有多少变化，几乎难以鉴别。其雕工有的尚精，有的显得粗放，玉质更不及两汉那样莹润。隋唐时代   
   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对外交往密切，长安成为国际性都市。这时的手工业极其兴隆，手工艺品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但此期玉器出土甚少，现在知道的不过玉杯、佩饰、带扣、带板、玉簪、衮册等很少几种。唐代玉器和器形与汉代和魏晋南北朝的风格不同，大量出现花鸟、人物饰纹，器物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有实用价值的杯碗增多，并出现新型饰件和表示官阶高下的玉带饰物等。南北宋、辽、西夏、金及元代  
   此时的玉器，是在唐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以来，用于实用和装饰的玉器占据重要地位，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与祭器典章文物相对而言，被称为“玩物”，这些玉器的碾琢水平也很高。由于南北割据和受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在玉器上反映出民族和地方特色。两宋玉器，以龙凤呈祥图案为多，因受工笔画影响，所以非常重视神态。宋代不仅工商繁荣，贸易发达，而且道教盛行，理学泛滥，这也对玉雕产生影响，以神龟、仙鹤、龙凤等为题材的玉雕就是当时这些社会思潮的反映。西夏、辽、金、元玉器则以花、鸟、虎、鹿和鱼水纹饰为主，而且以佩饰和嵌件较多。实用品有杯、洗、带板等；以鸟、鱼、兽等为题材的工艺品增多，对玉器的碾琢融入了本民族的生存意识和乡土感情。明代   
   明代的生产力有很大发展，城市手工业、商业繁荣，玉器制造也相当发达。这时玉雕的趋向是进一步走向世俗化。明代程朱理学泛滥，道教以及民俗信仰深入民间。人们要求社会安定，祈求神灵保佑，以获得今世的荣华富贵。这种社会要求反映在工艺领域就是吉祥图案大为盛行。明代玉器的吉祥图案有八仙、三星等神仙，寿、喜等文字，桃、灵芝、梅、竹、兰、鹿、鹤、鸳鸯等动植物，以及龙、凤、螭虎、角端等瑞兽异禽。吉祥图案有时成为主题图案，有时做装饰点缀，表现出吉祥图案的普遍性与深入性。    明代因喝茶饮酒之风弥漫，致玉制壶杯出现，并与日俱增，此种玉雕最富于时代感。同时，继宋之后，明代艺术仿古之风逐渐形成，影响到玉器生产上仿古玉昌盛。仿古玉滥觞于宋，盛行于明清，主要以青铜器和古玉器为祖型加以改造琢成。   
   明代书法绘画艺术进一步影响了工艺美术的发展和提高。此时，玉器工艺也或多或少受到文人画的某些影响，碾琢写意山水和诗句、款识。这种反映文人趣味的玉器，前代是不见的。玉器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关系也日臻密切，文人在书斋作画、书写，往往也使用玉制文具或以玉做陈设装饰。    
   明代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沿袭旧制在冠服制度上用玉来标志等级贵贱。与前代不同的是：系在官袍上的带板用玉数量增加，皇帝、公、侯、驸马和一品文武官员的革带均以玉板做装饰标志。    
   明代玉雕具有时代风格，刀法粗犷有力，出现“三层透雕法”，镂雕十分精细。北京、苏州、扬州是当时的三大玉琢中心。宋应星《天工开物》认为：“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苏州的玉琢工艺在当时被推为全国之首，对明代玉器工艺的发展和提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明代中期以后，玉琢技艺发展更快，出现了不少琢玉大师，以陆子冈最为有名，由他琢制的玉器，称为“子冈玉”。但明代玉琢在碾磨细研这最后一道工序上，存在“求形不求工”的现象。清代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它对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巩固作出了很大贡献。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玉器得到了空前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玉器史上的最高峰，在玉质之美、做工之器形之众、产量之多、使用之广等方面，都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玉器所不能媲美的。    
   清代玉器生产在清初至乾隆二十四年这百余年内，由于受到玉材来源困难的限制，发展极其缓慢，这一时期玉器的做工与明末相似。乾隆时代玉器在此基础上成长发展，从乾隆二十五年进入全盛时期，经历了半个世纪，又转向低潮，以至衰落，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中国古代玉器的历史也宣告结束。   乾隆时代玉器是清代玉器的代表，可概括为仿古玉和时做玉两大主流，此外还有仿痕都斯坦玉。仿古玉，一种是仿古彝，即仿商、周青铜器的造型、花纹。另一种是仿汉玉。时做玉器，其形制多种多样，图案、做工均极其丰富多彩。仿痕都斯坦玉的兴起，是由新疆地方大吏搜罗痕都斯坦玉器进贡内廷，得到乾隆皇帝欣赏并下达旨意之后开始的。痕都斯坦玉也称为印度玉，西方称为莫卧儿玉，具有阿拉伯风格的造型和花纹。其特点是“水磨”，抛光强烈，器薄如纸，乾隆皇帝御制诗中有数十篇赞美痕都斯坦玉器的精湛做工。   
   乾隆时代的玉琢水平达到高峰，远远超过了元代和明代。这一时代的能工巧匠继承和运用了历代琢玉工艺的优秀遗产，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的成就和外来影响，创造与发展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的玉器艺术。由于玉器的质地，在中国民族历史上一向受到重视，所以出现了玉有五德、九德，甚至十一德之说，这些说法虽然出自儒家，但实际上是人们从观察玉质的直观感觉出发，引伸附会，与社会道德观联系起来，成为玉器发展的精神支柱和传统力量。到乾隆时代，这一倾向有了更大发展，用大块头的玉料碾成各种雕琢简练而又能显示玉质美的器物，这种形体丰硕的陈设性玉器，未见于前代，这不能不说是君临中华的满族统治者以及当代玉匠把传统的玉材观，充分地加以发扬光大的硕果。总之，乾隆时代玉工出色地完成了集历史遗产之大成而创新的重任，碾琢了丰富多彩的杰出作品，为中国古玉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总结综观中国古代玉器的流变过程及其各时代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制玉历史悠久，用途广泛，形式繁多，质地莹润，碾琢精湛，风格独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在世界玉器工艺领域中独树一帜，充分表现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作为中国古代玉器史重要组成部分的传世古玉，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和艺术瑰宝，像一颗明珠那样永远放射着灿烂的光芒，照耀着正在蓬勃发展中的现代玉器工艺的宽广路程。